【僑報2月28日評論】中國國家審計署27日公告稱，遼宁、湖北等16個省（市）在100條（段）公路上違規設收費站158個，至2005年底違規收取通行費149億元人民幣。按地方政府核定收費期限和目前收費水平測算，這些收費站點還將收費195億多元。

　　高速公路在中國因為收費問題已經成為“高价公路”，媒体年年炮轟，官方年年審計，那塊不應該再挂出的收費牌卻依舊高高挂起，讓民眾倍感無奈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“貸款修路、收費還貸”的政策，如今已异化成借路生財之道，隨意增設收費站及亂收費的背后，折射的是地方當局牟取私利卻缺少監督的現實（甚至有官員認為修路可作為政績便于升職）。

　　坊間流傳著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的民諺，但如今密布的收費站阻滯了車流暢通，使公路使用率下降，并增加非收費路段的擁堵——据說有投資商是在林立的收費站前掉頭而去的。因此，收費站不僅是汽車的攔路虎，也是經濟發展的攔路虎。

　　若套用先賢孔子所謂“苛政猛于虎也”，則是“過路費猛于虎也”。

　　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，但是中國的收費公路已舉世聞名——世界銀行的報告中曾提到，全世界七成的收費公路在中國，而且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行費比發達國家的還要高。“公路”的本意應有“公器”之意，但從百姓的立場看，現狀顯然已离公共性很遠。

　　中國的車主年复一年地繳納著養路費、車船稅等各种稅費，卻無法免費享受公路這一公共產品，而且就連“知情權”也被無形中剝奪，因為有關机构几乎沒有公布過某路段收費還貸的情況，更沒有公布過多收的過路費去向何方。

　　在遏制公路超期收費問題上，其實并非無法可依。“收費期滿必須終止收費”在《公路法》、《合同法》、《收費公路管理條例》、《价格法》等法律中早有規定，卻似乎沒有一部法律真正發揮作用——當“政府能從中受益”時，法律為何總是軟弱無為？

　　近來中共政治局定調推進行政改革要“建設服務型政府”，筆者以為，僅從公路的收費這一點看，若地方政府繼續假托部門權力、公共資源而收費不斷，從而加重民眾的經濟負擔，那么由“收費型”政府向“服務型”政府轉變的“公路”依然漫長。